牛津教授先是习惯性的想反驳，表示西方世界对东方并没有成见。

但他稍微琢磨了一下，再想了想面前这人的身份，又觉得狡辩毫无意义。

“这成见放不下。但单纯的以语言结构来概括东西方世界的差异，显得有点偏颇了。”

陈锋摇头，“当然不能只说语言结构，不过东西方学者关于两种思维模式的文明差异解析已经写得很多，讲得很透彻了。我个人的看法是，一切现状都不能脱离历史孤立的下结论。”

“不否认近几百年来东方的落后。但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场景，如果东方不曾落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东西方就保持高度信息互通。你觉得现在的世界会是怎样”

牛津教授想了许久，觉得想象不出来。

当然也可能是他不想答。

陈锋笑了笑，“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个更虚伪的答案。我们甚至可以再去做一个问卷调查，我相信，80以上的汉语母语者都会选同一个答案。如果东方不曾落后，世界会更好，和平也将不再是幻想，说不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已成真，人类现在已经很认真的琢磨着火星殖民的事了。”

牛津教授“那是你们在美化自己的人性。你们的思想工作做得好而已。”

陈锋摊手“我先前与您分析了汉语和英语的快慢思维结构的差异化。你难道没意识到，具备快速思维的汉语母语者的世界观很难被别人塑造吗我承认所有国家里主要流通的信息都有一定被系统化加工的性质。”

“但快结构母语者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每天获取到的信息面更大。实施信息加工的人的立场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哪怕我们接收到的依然是被加工的信息，但其加工方向是多元化且辨证的。”

“在汉语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势力可以精准的塑造汉语母语者的世界观。我们能有现在的民族自信，形成现在这样的世界观，靠的不是谁给我们塑造，而是我们已经传承了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以及我们每个人每天更主动的吸收的大量信息。”

“汉语母语者的自信和自律，正源自其从小到大快速吸收的大量多元化信息。中华文明以搞建设而著称，也正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快就能完成基础知识积累，开始为社会和文明创造财富。”

“我们的普通人的目光也能更脚踏实地的落足于眼前，而不是总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未来。相反，英语母语者明明应该更好的打算未来，现在却完全沉浸在超前消费的陷阱里，究竟是谁的错呢”

牛津教授表示不服，“如果东方领导世界，一样会有掠夺剥削和压迫。”

陈锋“掠夺的确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但实施掠夺的人不同，造成的结果也不同。一个擅长建设的文明，在掠夺他人时想的往往不是竭泽而渔，而是互利共赢。我们肯定也要吃大头，但我们会给被掠夺者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

“在我们的模式之下，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财富是增值放大，而不是单纯的从a地区被转移到b地区。我们的剥削是良性的剥削，已经不能称之为剥削，而是共赢，又可被称之为可持续发展。”

可怜的牛津老教授竟尴尬的发现，自己辩不过眼前这年轻人。

他起初有些恼怒，但心情很快平复。

这种时候，又是陈锋在学术界的江湖地位起到了效果。

别人对他的话容忍度总会更高些。

在补完汉语母语地区的问卷调查报告后，这位牛津教授的项目宣告大获成功。

但他却并不开心，甚至拒绝了陈锋把调查样本进一步放大到一千万人的邀请，带着自己的团队回了国。

陈锋倒也没故意拿腔拿调，很热情的把对方送上飞机，并表示星锋研究院也会成立社科类和经济学类的下属研究机构，再向对方发去了一份十分正式的加盟邀请函，礼节周到，无可挑剔。

回公司后，陈锋一边扫着国际新闻，一边更认真的整理着自己的思路。

虽然他在别人面前嘴很硬，各种吹捧汉语母语，但其实他也很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作为文明领袖不能一昧的只看着别人的短处，忽略自身的弊端。

自己考虑问题必须更辨证，更理性。

其实两种语言各有优劣，也都有其诞生的必然性。

无论何种肤色的人种间均无生殖隔离，人类共用一套基因体系，大脑结构也几乎完全一致，却在历史演变中微妙的产生了两大类截然不同的语言结构。

只有一个原因，文明的本能需要。

这本就是人类竞争本能的驱使。

两种快慢程度截然不同的语言结构各有优劣。

在慢思维的社会中，底层人民往往更比较无知。

因为信息获取速度慢，以及信息获取的时间成本偏高。

但从事学术类工作以及专业工作的英语母语者，可以用更多的累积学习时间弥补学习效率偏低的缺憾，并获得更牢固的知识体系。

慢，则意味着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更多时间审慎的思考。

在快思维的社会中，底层人民更容易获得基础的信息，民众的智力开化程度相对更高。

但缺点是如果是非专业人员，快思维的人口的多方面知识架构并不牢固，俗称门门通样样瘟。

因为快节奏的知识体系搭建得太快，根基不够牢固。

汉语母语者学东西要浅尝辄止很容易，但如果要学问大成到无懈可击，则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去巩固知识体系，慢慢夯实基础。

用量子思维的角度去理解，便是快速建立的碎片化记忆小螺旋需要更多次重复巩固，才能形成更稳定的规律。

这个重新夯实基础的时间，其实比英语母语者短不了多少，基本一致。

可能有部分天才会表现出个体差异化，但陈锋会从更全面的整体框架考虑问题。

因此在基本合格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层面，快思维的专家级学者占比更高。

但在顶级知识分子的层面，快思维结构吃到的效率红利被吐出来了。

目前全球顶级科学家中汉语母语者占比较低，甚至远低于五分之一的人口比例。

对于这种差距，比较外在的说法是国情差别。

因为快思维的主体中国目前是在扮演追赶者的角色，并且在追赶的过程中始终需要面对慢思维社会构建的科学封锁线。

在很多领域内的相对落后是客观事实，不因个人意志而转移。

大部分出生在汉语环境中的学者必须先突破封锁线，才能获得真正的顶级知识，快思维的中国比慢思维的欧美多了一重困局。

比较唯心的说法便是陈锋这所谓的语言决定思维模式论。

快思维的社会结构里普通民众的基层知识更好，但在顶层的阶段，快思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效率衰减。

理论上，如果快思维母语者本身性格比较沉稳，在学习和累积知识的过程中也能做到慢思维者那样一步步夯实基础。

但这又多了个性格沉稳且坚韧的先决条件，因此从比例上讲，慢思维的确容易出中坚层的知识分子，并导致顶级知识分子的数量比例出现差距。

在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上，快思维母语结构的人稍微落后。

原因很复杂，也很多方面，陈锋现在也只能执拗的认为无论何种母语，登顶时代知识终点的难度是一样的。

只是现实世界里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最终导致了如此结果，所以他也只能以既辩证又唯心的想法来看待世界。

他认为，最完美与省力的捷径，是将两种语言的环境完美融合到一起，让后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分快慢结构的思维。

这是先天的融合。

在他身边有个最鲜活的案例。

从小就生长在双语环境，母语根本不分中英的青年学者赖恩。

诚然，赖恩的成功与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脱不开干系，但他的存在起码也给陈锋奠定了信心。

同时陈锋也要追求后天的融合。

真正的学问家可以跳出先天母语环境的束缚。

幼时生长在汉语环境，在成长阶段进入英语环境，然后以极强的学习能力熟练掌握英语，并将两种语言的优势汇合到自己一人的脑子里。

这种后天的完美融合可以选出的代表人物更多，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童第周等人。

陈锋觉得这也不错，起码了一种新的可能。

但或许有人会质疑他，对他的看法表示不服，并讽刺他，“你是不是认为纯汉语环境出不了大学问家”

陈锋则只能无奈的表示，有，但数量和质量还不够让人满意。

并且全球化的意义就在于融合，你非要退融合，只守住自己的语言，那不是开历史倒车，闭关锁国

每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宝贵思想，每种思想都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多元化的语言是文明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你偏偏要放弃到手的财富，去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

那当然是不可取的。

世界上的优秀学术论著本就既有中，又有英。

你只看中，不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