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廷显然想歪了，他以为朱敬伦打击苦力贸易是为了谋求香港的土地。

朱敬伦却摇摇头：“苦力贸易事关尊严，人的尊严才最重要，我们的子民不能让人像猪狗一样贩卖，这件事不是拿来谈判让步的筹码。”

陈芝廷不明白了：“可洋夷重利，若不给些好处，怕是不肯就范。”

朱敬伦叹道：“从宁波的事情上，我看到洋人最怕的，或者说最在乎的东西是贸易。但我们做事得有轻重缓急，第一要务是要禁绝猪仔贩卖，第二才是收回香港。猪仔贩卖一天不禁绝，就一天有人我兄弟姊妹屈辱而死，香港一天不收回总有一天能收回，人死却不能复生。但英国人是不怕打仗的，所以威胁他们没用，可如果让他们明白，他们在猪仔贸易上跟我们对着干，有可能损失更大的贸易利益的话，我想他们才愿意跟我们谈判，我们那时候也才有了转圜的余地。”

陈芝廷点点头：“皇上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威胁洋人闭关锁国！”

朱敬伦叹了口气，这些乡绅啊，还是太不重视商业了，动不动就要闭关。

“不是闭关锁国，只需要打击一下英国的贸易就行。”

陈芝廷不懂了，他知道洋人最怕的无非是禁绝贸易，可单独打击英国人，这是没用的，他太知道那些洋夷了，一个个为了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禁了英国人，英国商人会冒充其他国家的人，除非一体禁绝。

陈芝廷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朱敬伦，他觉得他已经很未雨绸缪了，连英夷有可能的投机取巧都想到了，可是他还是从朱敬伦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些失望。

朱敬伦道：“打击贸易，不光只有禁止一条，加税也是一种方法。”

陈芝廷道：“可给英国人加关税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冒充其他国家的人啊？”

陈芝廷实在是想不明白，如何能在贸易上只打击英国人，还能避过英国商人利用其他国家商人为掩护，或者直接让其他国家的商人代销他们的商品。

朱敬伦心里很清楚，陈芝廷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现代政府的首相人选，东方世界也还没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来，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确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比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但是中国士大夫跟日本的精英阶层不同，他们有太强的文化自豪感，因此很难虚心下来向西方学习，而大久保利通这样的日本维新精英，他们基本上是从一开始，就抛弃了他们的武士装扮，割掉了武士特有的发髻，扔掉了武士刀，可让中国士大夫扔掉毛笔，该用钢笔写字就是一件很难得事情，更不用说让他们用西方商业社会的思想来思考问题了。

但如果赫德在这里的话，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合适的应对方法。

朱敬伦不想直接告诉陈芝廷答案，他是皇帝，他说出来的话，容易被这些人迷信。

所以他说：“具体方法我也没想到，你们不妨下去商议一下，赫德是英国人，你们不妨听听他的意见。”

就这样打发走了陈芝廷等人，他们这样的士大夫虽然思想比较传统，但是只要是真正愿意做事的人，做起事情来是不顾私事的，他们不觉得他们有私人时间，他们管这叫以身许国，因此他们不管赫德有没有下班，直接就到了赫德府上，连夜跟赫德讨论。

而这个问题在赫德看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太容易解决了，他不但向他们建议可以怎么做，还解释这样做的原因，算是给陈之庭等官员演示了一下西方人是如何思考问题的标准答案。

赫德的方法不出朱敬伦预料，不过是加内税而已，他告诉陈芝廷加关税的话，是违反跟英国签订的通商条约的，通商条约中规定的是协定关税，没有英国的同意是不能随便加关税税率的，至于只加英国人的关税，赫德认为那更容易引起一场战争。

不加关税的情况下，还要打击英国的贸易，那就只能从英国独占的贸易品入手，英国目前向中国出口的最大项贸易品，不过是鴉片而已，所以赫德建议，向大明境内的烟馆加征超额关税。

打击鴉片贸易，陈芝廷这样的官员是举双手赞成的，尽管不能正面提高英国人的关税，让他们感觉到很不痛快，这时候才明白那个协定关税的可恨之处，但是采取变通的方式，只打击英国人，尤其是让人憎恨的鴉片贸易的话，陈芝廷就不觉得太过于屈辱了。

于是因苦力贸易引起的香港跟大明朝的紧张关系，很快就引起了连锁反应，第一个波及到的，就是英国人的鴉片贸易。

只是赫德告诫陈芝廷说，鴉片贸易是目前英国对中国最大的贸易品，很容易让英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因此要在舆论上给英国政府施压，他建议打一场舆论战，鼓励英国国内有良知的媒体宣传苦力和鴉片贸易的黑暗之处，让英国政府即便想保护鴉片贸易，也不得不在道义上有所顾虑，最后不得不跟大明进行外交谈判解决纷争。(未完待续。)